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の台灣民主前輩！前駐日本大使：
羅福全夫婦的故事(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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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年代的香車美人。1965年，羅福全和毛清芬攝於費城賓大。( 王博文提供)
回首來時路
─ 羅福全與毛清芬的故事(上)
楊遠薰
1. 山雨欲來
1961年夏天，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的羅福全利用暑假回台探親 。
他的老家在嘉義市，養父是嘉義聞人暨嘉義客運創辦人羅章程，生父與養父是親兄弟，生母與養母是年少結拜的姐妹。由於養母無出，福全與長他兩歲的姐姐自小便過繼給養父母，備受寵愛。養母在養父去逝後，即帶著五歲的他與姐姐到日本定居，直到1946年才返台。其時十一歲的福全講日本話比講台灣話還流利。
1940年， 幼年的福全與家人攝於日本熱海。前排左起：女傭森仔、福全、姐姐昭容。後排左起：九姑、媽媽、表哥天燦。
回台灣後，福全唸書過程十分順利。他先後畢業於嘉義中學初中、台南一中高中與台大經濟系。求學時期，也一直都有一些要好的朋友。人生於他，彷如其名，福福全全。
返抵嘉義的次日，他遇到中學以來的好友蔡順利。蔡順利一見到他，劈口就說：
「你怎麼回來了？」
「放暑假，回來探親啊！」
「難道你不知道劉家順被捕？」
「不是放了？」
「誰說？他被判了八年刑，現在牢裡。」蔡順利壓低嗓門說：「他在獄中寫悔過書，供出關子嶺集會的一切，弄得大家心情惶惶，黃崑虎都躲到山裡去了。」
羅福全的心直往下沉。
蔡順利接著道：「聽我說，在台灣期間，不要拜會任何人。還有，萬一被捕，無論如何都要否認到底。」
「好。」羅福全接受好友的忠告，此後深居簡出。
數日後，住在台北的毛清芬隨媽媽到嘉義羅家作客。她的母親與福全的生母、養母皆是閨中好友，婚後隨先生毛昭江住過東京與北京，然後於1946年帶著孩子們自北京回到台灣，定居台北。福全大四時，即借住在毛家。
那年，秀麗的清芬剛自台大歷史系畢業，正隨一位加拿大的記者作田野採訪的工作。她單純地以為陪媽媽南下，只是一趟休閒的旅行，孰料到了嘉義，發現兩家的媽媽們正認真撮合她與福全的親事，方知事態嚴重。
雖然當時她並無特別要好的男朋友，但她與福全從沒有約會過，剎談婚姻，未免冒然，何況她剛踏出大學校門，不想就此走進廚房。但從另方面看，福全長得高大英挺，其實也是個不錯的對象。她為此舉棋不定，深為苦惱。
福全也有他的心事。他對這樁親事並無異議，反倒希望越早訂婚越好。因為一旦訂了婚，他就要回日本。他對留在台灣缺乏安全感。
1960年出國前發生的兩件事，一是投稿《自由中國》，二是參加關子嶺集會，讓他覺得隨時都有被逮捕之可能。
他在左營服預官役時，即常與朋友暗中傳閱雷震的《自由中國》月刊。退役那年，值蔣介石欲三度連任總統，天天發動御用學者政客在報章大幅刊載「擁戴蔣公連任」的諂文。他讀了不爽，乃寫了一篇文章，謂蔣總統若三連任，係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明訂總統僅能連任一次的章程，然後署名「南山廬外客」，投稿《自由中國》。
在白色恐怖的年代，挑戰獨裁者的後果堪虞。羅福全心裡害怕，不敢在嘉義投郵，特地搭車到高雄寄出。結果，這篇文章被《自由中國》以讀者來函的方式刊出。
年輕時的他滿懷理想，退役後一心想辦學校，希望百年樹人。他為此與一位朋友在嘉義市郊合買一塊地，到教育部登記，申請創辦「南山中學」，結果創校之事遭到嘉義縣政府刁難。他不願意送紅包，因此拿不到執照，最後乃興起赴日留學的念頭。
就在出國前的一個月，他應台大同學蔡同榮之邀，到關子嶺參加一項老同學的聚會，卻被疑有叛亂之嫌。
福全說：「那是1960年6月19日的一個颱風天，我穿著雨衣拿著手電筒爬坡上山。到了靜樂旅社，方知整棟旅社都被我們包了下來，一共來了四十三人，全是嘉義中學或台南一中校友、並且是台大同期的同學。發起人蔡同榮說，大家求學時志同道合，當結盟如兄弟，畢業後繼續保持聯絡，互相支援。與會的人也都覺得沒有什麼不妥。」
自關子嶺下來後，不少人準備出國。羅福全在8月3日前往日本，蔡同榮在9月18日赴美，然而預定與蔡同榮同一班機赴美留學的劉家順卻在機場被攔了下來。他的下落就如這次蔡順利告知的，被判了八年刑。這也是他這次回來後，一直都有一股難以言之的惶恐。
數個星期後，毛清芬答應了婚事，雙方家長開始張羅細節。訂婚前，羅福全單獨搭火車北上，準備隔日到女方家下聘。
他上了列車，找到預訂的車位坐下後，即看到一個如便衣特務的人走了過來，一言不發地在他身旁坐下。
北上的火車一路前後晃動地急駛，他的心亦跟著忐忑難安。到了台北，幸好無事。然後，他在與清芬訂婚後的數日，即搭機回日。
當飛機起飛後，他凝視越來越模糊的島嶼，心中自語道：「再見，台灣！」感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。
此後三十一年，他都無法再回台灣。
1961年夏，福全與清芬的訂婚照
2.費城的第一步
六十年代是日本學運的全盛時期。羅福全自政治高壓言論封鎖的台灣到了日本，目睹學生在街頭、校園公然與警察、校方對抗，頓覺眼界大開，也從而更加嚮往西方的民主政治。
1960年，就讀東京大學的黃昭堂、許世楷等一批留日學生成立「台灣青年社」，以後定期發行《台灣青年》雜誌，倡導台灣獨立的理念。初抵日本的福全讀到如此前進言論，內心激盪不已，以後即經常思索台灣的問題。
後來，他陸續認識黃昭堂、許世楷等人，但對加入「台灣青年社」則持保留的態度。
那時的他專注於學業，除了在早稻田大學研習外，他同時是東京大學的特別研究生。因為他的台大恩師張漢裕教授曾告訴他：「若要留日，就該進東京大學。」張老師本身即是東大經濟研究所畢業的。
羅福全在東大進修時，曾請教經濟學教授大石泰彥：「今後十年的世界經濟學發展走向何在？」
「兩個領域。」大石教授回答：「一在計量經濟學，另一是新興的區域科學 (Regional Science)。」
他接著發現計量經濟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(Lawrence Klien)博士與區域科學的創始人艾塞爾德(Walter Isard)博士皆執教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(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，簡稱賓大)，遂決定赴美攻讀博士學位，乃申請進賓大就讀研究所。
1962年六月，福全與在稍早抵日的清芬在東京結婚。1963年八月，獲得早稻田碩士學位的福全赴美留學，清芬則晚四個月抵達費城。
用功的福全到賓大註冊後，天天跑圖書館。不多久，他便在圖書館巧遇同樣來自台灣的蘇金春，彼此都十分欣喜。九月，兩人相偕參加費城台灣同鄉會的中秋節聚餐。
他們在同鄉會裡，遇到賓大學長陳以德。正在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陳以德獲悉福全從東京來，便問他可否聽過「台灣青年」？福全答以認識他們中的幾個人。陳以德便接著問起一些日本的情形。此後，以德若有空，便去找他倆開講。
陳以德長羅福全五歲，來自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，童年在日本度過，回台後就讀台南一中與台大。他曾抗拒家人要他從醫的壓力，選擇就讀法律。這些過程與福全有不少類似，而且個性也帶著理想的色彩，兩人遂十分談得來。
清芬在十二月抵達費城後，福全成了賓大少數有家眷的台灣留學生之一。有個善於打理的妻子在身邊，好客的他便常招呼單身的留學生在週末到家裡吃飯。由於兩人長相斯文，又待人和氣，人緣甚佳，所以隔(1964)年，羅福全便被眾人推選為大費城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。
六十年代，費城台灣同鄉會夏天休閒活動之一是到NJ近海租小舟釣螃蟹，會長羅福全 (前中) 領隊出發，前右為毛清芬，前左為李儒英 。 ( 王博文提供)
當上會長不多日，陳以德便偕郭漢清等幾個人來遊說羅福全、蘇金春與陳東璧等三位新生去參加華府228抗議示威活動。
去或不去？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。
原來費城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的發源地。早在1956年，林榮勳、陳以德、盧主義、林錫湖和楊東傑等五位青年在費城創立「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(Formosans’ Free Fomorsa，簡稱3F」，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揭櫫台灣獨立理念的組織。
至1963年時，該組織已易名為「台灣獨立聯盟(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ts ，簡稱UFI)」。當初創盟的幾個人因不同緣故先後離去，唯獨陳以德繼續領導後來的人前進。
陳以德為了獨盟，遲遲未拿博士學位，亦因發行獨盟刊物，背負不少債務。福全十分同情他的處境，心中也支持台獨理念，然而若去參加遊行，他將被列入黑名單，此後歸不得台灣。為此，他深深猶豫著。
左思右想好幾日，他終於對清芬說：「我決定和陳以德到華府，參加228示威。」
清芬冷靜地回答：「我和你一道去。」
決定同行的新手還有蘇金春、陳東璧及鄭自才。在扁政府時代出使加拿大的陳東璧當時因為領李氏獎學金出國，不方便露面，於是向清芬借了一個枕頭套，挖兩個眼洞，遊行時罩在頭上，結果他反倒因看來像3K黨人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1964年五月，攝於賓州長木花園(Longwood Garden)。左起：陳東壁、周烒明的媽媽、林太太、清芬、福全。
他們在前一晚聚集華府楊基焜家，第二天一早，一行人整隊出發。
出發前，陳以德指著獨盟的旗幟對羅福全說：「福全，我若被攻擊倒下，你要舉旗繼續前進！」
福全與清芬聽了，頓如電流穿身般，啞口無言。
接著，陳以德要羅福全發誓道：「絕不讓台獨的旗幟倒下！」
福全沒有猶豫，立刻跟著宣誓。
那次遊行的氣氛十分熱烈，三十幾個參加者都心頭熾熱。遊行後回到家，福全與清芬對望，彼此都明白：他們已踏出第一步，從此步上從事獨運的不歸路。
3. 整合全美獨運
往後在費城的日子，福全忙於課業，也熱心舉辦台灣同鄉會的活動。清芬在一家美國公司上班，做電腦打卡的工作。他們持續在週末、假日邀請其他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。曾經常在羅家進出的陳隆豐律師說：「清芬若買了一打螃蟹，一定一個個地打電話，請大家一起享用。她就是這麼一個體貼周到的人。」
台灣留美學生自1965年起大量增加。其時在美國各地都有一些熱心的獨運份子，陸續發起一些活動。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即於1965年春天在麥迪遜成立「台灣問題研究會(TISA)」，探討台灣的未來。
那年秋天，周醫師更在麥迪遜召開結盟會議，邀請全美各大學校區與日本、加拿大的代表與會。
台灣獨立聯盟主席陳以德接到邀請後，立刻找羅福全一道去參加。惟福全正全力準備考博士資格考試，因此對以德說：「你去，只要你在會中答應的事，我一定盡力幫忙。」
陳以德到了威斯康辛，雖然遭到日本「台灣青年」代表金滿里等人的批評，仍慨然允諾隔年在費城召開聯合大會。因此，羅福全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後，即開始籌備結盟事宜。
在與威斯康辛的周烒明醫師接觸後，福全覺得周醫師與陳以德有不少神似。他們年齡相仿、在日本長大、擅長拉小提琴、也都滿懷理想，因此由衷希望兩人能攜手合作。他趁周醫師在1966年三月到費城參加醫學會議時，邀請周、陳兩人到他家會談，並提出他的構想。
羅福全說，他希望全美獨運結盟後，由陳以德擔任主席，執行聯盟事務，並由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長，如同議長，負責監察。這項構想當下獲得共識。
接下來，福全積極聯絡全美各大校區的代表。他比別人有較多的人脈，因為他與南加州的蔡同榮、休士頓的張燦鍙、奧克拉荷馬的陳榮成及日本的侯榮邦都是關子嶺結盟的兄弟，與陳唐山、陳隆志分別是嘉義中學及台南一中的同班同學。此外，在費城地區，除陳以德外，還有蘇金春、王博文、周祖堯和邱坤勝等多位同志，大家共事都頗有默契。
當時因為羅家客人多，不方便做獨盟的事務。正好有個行事低調又認真負責的王博文單獨住在費城北郊，福全便在每週固定的晚上到博文住處，兩人一起做著文書、整理與電話聯絡等行政事務。
「因此，」清芬笑著說：「我們的老大在1966年出生時，福全根本不在家。」
無論如何，經過許多協調與聯絡，全美九大校區的代表終於在1966年6月18日聚集費城，共同決議在美國獨立日(7月4日)成立「全美台灣獨立聯盟(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，簡稱UFAI)」。會中，大家推選陳以德為主席，周烒明為中央委員長，並通過四大工作目標：1)總部由費城遷至紐約，2)在紐約時報刊登巨幅台灣人自決的廣告，3)到美國各大校園宣揚台獨理念，及4)將英文的FormosaGram改為中文的《台灣通訊》。
進入UFAI階段後，羅福全首先著手發行中文的《台灣通訊》。他以「田浩生」為筆名，陸續寫了不少宣揚理念的文章，同志蘇金春與周祖堯亦貢獻良多。這份刊物發行的對象是日益增多的台灣留學生。
接著，他與周烒明醫師合力進行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的事宜。他找出彭明敏、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在1964年發表的《台灣獨立宣言》，請陳以德翻譯成英文，再予剪裁、製版，再加上「Formosa for Formosans」的標題，在1966年11月20日的《紐約時報》以半版的篇幅刊出，轟動一時。
「在紐約時報刊登半版的廣告費是四千三百美金，那時都足以買一棟房子。」羅福全說：「當時，美國的台獨聯盟負責兩千美金， 日本的『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』與『台灣青年』各負責一千，歐洲與加拿大量力而為。美國方面，係根據各地區的同鄉會人數，以一人一元的方式籌募，所以那則廣告可說集全球各地台灣人的力量刊登，意義非凡。」
1966年11月20日在紐約時報刊登半版的「Formosa for Formosans」的廣告
在廣告登出的同時，張燦鍙等人展開「六千哩自由長征」，造訪全美三十幾個大學校區，羅福全加入了部分的行程。他們一路宣揚理念外，也蒐集各地同鄉名冊，並吸收盟員。
聖誕節將至前，他們影印了四千份的中文《台灣獨立宣言》，委託各地盟員以寄聖誕卡的夾帶方式寄回台灣，開啟對島內的宣傳。那年歲末，他們回顧1966年，覺得這真是充滿歷史性的一年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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